“十五五”进入启动之年，扩大消费尤其是扩大服务消费将是“十五五”期间的重头戏。按照“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升服务消费既要壮大服务消费的比重，也要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加强服务消费活跃度，同时更要突出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场景拓展与新技术应用的关键路径，推动服务消费的质量升级。可以判断，未来五年将是我国服务消费快速扩量提质的历史性跨越阶段。
成熟的服务消费条件正在累积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是服务消费占比快速提升与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节点，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2025年将上升到1.43万美元，其间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逐年增长，2024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6.1%。不过，从服务消费占GDP的比值看，美国为68.5%，英国为59.1%。日本为55.8%，韩国超过60%，中国约为52%，提升空间仍然很大。
服务消费扩容首先需要足量人口需求来拉动。未来1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人，这不仅意味着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增加，更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品质的提升。
最近一年，围绕扩大服务消费，国务院推出了《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敲定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财政部与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同时支持地方通过新设或纳入现有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等方式，分担服务消费信贷风险。“十五五”期间更多增量政策有望落地。
AI、6G、元宇宙、量子科技等新技术，催生出线上问诊、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多元化新型服务消费场景。国内线下消费场景也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局面。
作为激发服务消费增量的有效举措，“十四五”期间，我国对75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未来五年可免签来华的国家会进一步增加，便利化程度还将显著提升，我国离境退税商店数量已超1万家，接下来还会继续扩容，境外人士来华消费的愉悦体验会明显增强。
供需短板依然不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至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5.5%,不过分段解析，后五年较前五年增速出现明显回落，2025年第三季度放缓至5.3%，并且逐年增速总体呈现边际递减趋势。同时，过去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2以上，表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北京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有了全国约40%的财富，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仅占有全国财富的15%左右；城乡之间，202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839元，农村居民仅为21456元，城乡收入比为2.7：1；收入的结构性不合理还来自居民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的失衡，后者年度增速从10年前的6%快速递减到2024年的2.2%；社会保障方面，2024年城镇职工人均月养老金约3600元，而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均待遇不足250元。
因此可见，当前服务消费扩张仍受到很多刚性制约，包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家庭财产性收入占比递减且预期不明朗，民众工资性收入与养老保障收入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群体仍为房贷、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困扰，等等。尤其是居民工资性收入对改善性服务消费有着非常强的敏感度，若没有预期性改善，服务消费的升级需求会被明显抑制。
需求端对服务消费增长的制约还有时间。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2024年国内居民有酬劳动领域的参与者每日平均时间为6小时23分钟，较2018年增加119分钟；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达到49小时，较2019年提高3.3个小时，显著高出经合组织国家33.4个小时的平均水平。居民将更多的时间分配到生产劳动与基本生计之上，对文体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形成的“挤出效应”也就不可避免。
供给侧瓶颈更显示出多层面与多元化特征。首先是有效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配。传统生活服务供给相对饱和，但高品质、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严重短缺，如在养老领域，普通养老院床位过剩，但高端养老一床难求；在教育培训领域，面向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科学创新教育供给不足。
其次是服务质量与标准缺失，抑制消费信心。服务业标准化程度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消费者权益保障难、消费体验不确定，如家政服务人员技能不一、背景核查不严；旅游行业强制购物、隐形消费等乱象时有发生；预付式消费“跑路”风险高等。
再次是市场准入壁垒犹存，创新活力受抑。在医疗、教育、文化、电信等许多服务领域，仍存在准入壁垒，竞争不充分制约了服务效率的提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过于僵化的监管体系也难以适应平台经济、共享服务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
最后是技术与服务融合不深，数字化赋能不足。在许多传统服务领域，技术应用仍停留在浅层，如远程医疗的诊断能力、医患信任度有待提升；智慧养老产品的适老性、实用性不足；文旅项目的沉浸式体验技术应用同质化严重等。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站在“十五五”新的时代起点，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服务消费的战略意义，并在供求两端协同发力，创造扩大服务消费的庞大增量势能。
第一，采取切实举措提升居民收入。除了促就业外，更应突出稳资产与强社保对改善居民收入的能效。稳资产方面，既要加大政策托举力度扭转城市房价的下行趋势，更要实现从稳定股市到推升股市的管理理念升级，对于居民尤其是中产阶层而言，资产价格的稳定与上行可能并不意味着即时转化为消费，但可以增强服务消费的底气；在强社保方面，可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增加国资上缴财政并专项用于提高社保体系建设的比重，在此基础上，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力度，将财政的消费补贴由商品环节扩围至服务领域。
第二，提高政策创新强度以丰富高品质服务供给。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旅游、养老、托育、体育等服务设施建设；支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按市场化原则投资符合条件的服务消费企业，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服务消费相关领域投资，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境外资本进入国内服务行业，重点加大电信、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开放口径；推动服务消费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催生出工业设计、生产性物流等更加丰富的生产性服务业态。
第三，全方位发力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例如，为世界文化遗产、文博场馆、非遗机构和历史文化名城等文物单元提供资金支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IP价值；在城市更新中嵌入更多“小而美”的剧院、美术馆、城市书房等文化空间，依托文学、艺术、影视、动漫等领域的精品资源，有效导引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IP跨界合作，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培育一批新型消费龙头企业；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借助短距离生活圈、智慧社区、无接触服务等成熟路径，进一步打破消费时空限制，扩大优质服务的辐射范围。
第四，系统性加快服务消费标准的研制。一方面，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团体标准，建立起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的服务消费标准体系，通过第三方认证、行业自律等方式，推动标准落地实施，同时建立服务质量的“红黑榜”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祛除消费者的痛点，建立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在预付式消费等高风险领域，有必要引入资金存管、风险保证金等制度，对于家政、教育培训等民生重点领域，建立完善的从业人员信用评价体系。
第五，重视服务消费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的适应性。“十五五”时期，银发经济和育儿经济将成为服务消费的重要增长点。一方面，要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大力发展老年教育、老年旅游、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老年营养管理等产业，支持金融机构开发与优化适合老年人的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推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为满足新生儿需求与缓解家庭育儿压力，要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积极导入和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等新模式，优化城市职工尤其是育儿夫妻的休假制度。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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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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